＂粤人治粤＂中广州商人的政治抉择

　　晚近广州，既是政治革命的发祥地，也是文明转型的试水区。

被粤军赶跑的桂系军阀、广东督军莫荣新。资料图片

　　作者：胡其瑞

　　城記

　　晚近广州，既是政治革命的发祥地，也是文明转型的试水区。百年风云，如白驹过隙，沉淀在历史记忆里的，既有金戈铁马的宏大叙事，也有小桥流水的生活细 节。有时，触动人心的，反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大城小事———“城记：近代广州细节”要呈现的，正是一幅晚近广州的“清明上河图”，具体、湿碎，小处见大，还 原这座烽火城市的热辣镬气。

　　广州商人一直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他们对政治全方位的参与，更是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推其根源，除历史责任外，也是想在时势动荡中，尽最大可能保住自己的商业。

　　早期参与：在时势动荡中安定社会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是一个商业繁盛的地方。蓬勃的商业助长了重商思想的兴起。受此思潮影响下的广州商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已经不再着眼于士商的平等地位，而是把商人放到了四民之首，甚至是立国之本，萌发出强烈的时代使命感。

　　商人既是四民之首，对于政治局势自然有其关注的迫切心理。毕竟一个强而有力并给予商人有利经商条件的政权，才是真正对经商获益有帮助的。为了凝聚商人们 的力量，广东商人于1905年7月3日在广州设立商务总会，也就是一般俗称的“广东总商会”。商会成立，扩大了商人的组织范围，对于抵制外货的倾销，多少 有正面的帮助。如1904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与1908年抵制日货运动时都可见到广州商人参与其中。

　　除了以商业手段关怀国家，广州商人也透过“粤商自治会”在政治场域发声。“自治会”是清政府预备立宪时期地方上成立的相应组织，一方面作为立宪政治的基 础，一方面也作为训练人民参政的机构。粤商自治会成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为辛亥革命爆发前广东资本家的一个政治性组织，这个组织参与了清末的立 宪与革命运动，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也在辛亥革命后广东省的独立上发挥作用。既然名为“粤商自治会”，其成立的目的大抵“为商人保护其本身利权而起”，而该 会在清末所涉入的几项政治事务，包括了中外事务交涉、振兴商业议题，甚至在立宪与革命两股势力之间表明立场。

　　辛亥革命发生后，广东总商会发挥了安定社会的重要功能，他们筹设商团、招募安勇并发布公告，以安定人心。广州商会领袖更以实际的财力、人力支持革命党。 1911年10月29日，在七十二行商自治会、广东省谘议局的议员以及诸位绅民的讨论下，决定宣布广东省独立，脱离清政府统治。从商人参与政治议题的讨论 到以人民代表身份发言的表现看来，广州商人似乎已渐渐成为社会的代言人，并在重要的政治议题上发言。许多商人也加入了同盟会，投身革命行列。除了亲身参与 政治，商人还对革命政府进行经济上的支援。由于革命之后，广东库空如洗。因此，甫成立的广东军政府只能靠捐款、发行公债以及纸币来解决财政困难。根据军政 府的统计，从1911年11月9日到1912年5月31日，共收到捐款1，427，698.21元，借款3，813，494元，这笔款项除了外侨捐款之 外，商人捐助也不在少数。同时，为了使市面恢复稳定，商人对军政府发行的纸币表示愿意接受，对临时政权货币的接受，也意味着商人对新政权的支持。

　　1913年，由于革命党与袁世凯交恶，发动了所谓的“二次革命”，企图推翻袁世凯政权，但广州商人却采取了抵制的行动。商人甚至不认为这是一次革命行 动，在他们看来，那只不过是一场争权夺利的党派之争而已。商人认为实业发展是救国的当务之急、建国的根本之道，与革命派亟亟于争取政权、专注于政治制度的 改造，无论就认知或手段来说，都存在重大的差异；“二次革命”的理由，并没有足以吸引商人的诉求，在商人亟求安定的心理下，自然要遭到强烈的抵制。但广州 商人对袁世凯政权的支持，止于其称帝。商人们反对帝制，甚至“视袁逆为商务不振之祸根”，转而支持反袁“护国军”。护国军之役中，广州商人积极地参与广东 独立运动，并对都督龙济光施压，要求宣布广东独立。不过，龙济光旋即又取消了独立，致使率领护国军的李烈钧与龙济光争夺广东省的统治权，广州差点再陷烽火 之中。最后，龙济光离省，北京政府派朱庆澜担任省长，广州才恢复平静，而商人们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也确实对于政局的安定颇有贡献。

　　呼吁与筹款：一切只为维持和平

　　在孙中山尚未南下号召护法之前，为了声讨张勋，驻扎在广州的滇军欲北上讨逆，但因缺乏粮饷，督军陈炳焜便向商会借了100万元；非常国会成立之后，商人 便分担起国会常会的经费。尽管南北处于分治的态势，但商人还是寄望和平的。因之，商人一方面对军政府表示顺从，支援军事行动；同时也游走于南北之间，希望 早日解决南北纷争。在军政府成立之初，商人各团体便出面邀请几位具有影响力的人士，希望他们促成南北和谈，可惜并未达成任何结果。

　　1920年8月，陈炯明率军与桂系开战，粤桂战争爆发。交战期间，两军主要争夺的战场就是广州。许多居民因担心两军冲突，纷纷携眷逃亡港澳；与广州有商 业往来的外省商人们，也纷纷致电粤商止办货物，以避免受到战争的波及。加上许多盗匪趁机劫掠江河运输，造成城内民生用品与粮食的短缺与涨价，对于商业的往 来与商民的财产都造成很大的破坏。

　　另一方面，由于财政吃紧，军费骤增，军政府不得不屡屡向商人伸手借债。除此之外，商民还被要求缴税，以供给大批调往广州的桂军。但是陈炯明却宣称，“如在(再)缴交税饷、借与款项、投卖官产，炯明回粤之日，概不承认为有效”，更令商民无所适从。

　　另一被要求借款的是广州盐商。而要求借款的是打着粤军旗帜的李福林、魏邦平组成的广东联军办事处。10月中，李、魏二人向盐商借款10万元，但是盐商表 示无力偿付，最多也只能借出15000元。盐商认为，援助粤军回粤不是盐商单方面必须负担的责任，应当与众商人讨论借款事宜。盐商回绝了李、魏两人的要 求，但李福林却将私盐予以充公，省城盐商为此罢业抗议，时值粤桂战争末期，故李福林让步，归还充公的盐货，盐商罢业才告停止。

　　为了避免更大的伤害与损失，1920年9月底，包括总商会在内的广州各社团纷纷出面表达停战的期望。尽管“粤人治粤”的口号喊得响亮，但是广州人普遍仍 然希望粤桂双方可以和平解决争端。因此，七十二行商还特别致电北京当局，希望总统徐世昌可以直接任命陈炯明为督军，使粤军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城，而桂系也会 知难而退地离开。

　　基于这个期望，广州各界开始吁请莫荣新交出督印，俾使和平解决，但莫荣新却以“开拔费”当作交换条件，否则不愿交出督印离城。首先，莫荣新以桂军欠饷 1000万作为开拔费的底价，但经各团体代表开会之后，只承诺50万为上限；之后莫氏与各团体讨价还价，要求最少200万，但各团体开会(时各团体已组织 “维持和平会”)的决议，仅能供给150万。这笔款项，将由省城商店居民抽捐租一个月，屋主与铺户各半；而收入较高的赌馆则抽捐三个月，大约可得40万 元，另外部分则要再筹措。但是，莫荣新仍然不满意，甚至扬言自己“不发令，各军断不敢开炮，请放心”，“开拔费有类市物论价，不成问题”，恐吓的意味相当 浓厚。

　　为筹措这笔巨款，和平维持会派员赴香港向港商借款，但最后仍无着落。所幸，莫荣新在屡被飞机轰炸的劣势下，与余部仓皇取道北江返桂，最后商人并未付出这笔费用。

　　压榨式借款：政商关系恶化

　　桂系掌控广东大约五年的时间，因财政困窘，数度向国内外银行借贷，造成庞大的债务。广州商人在这场粤桂战争当中，不但成为双方压榨的对象，甚至担任和事佬，劝说桂系离粤。商人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希望借由较少的损失，来换取战事的和平解决，保存最大的商业利益。

　　1920年10月底，粤军攻克广州，莫荣新电告各界宣布离粤，将近三个月的粤桂战争结束，粤人治粤的时代来临。由于两军交战之时，省城许多居民避迁香 港，广州城内的商务可谓全部停止，因此粤军甫一进城，便立即劝告商民开业，而随着时局渐渐稳定，至11月中旬时，九广铁路已能照常营行，大部分的商业也多 已恢复。

　　为了欢迎陈炯明与粤军的到来，除了在其进城时，各店家纷纷燃放鞭炮以示庆祝外，总商会并与商团、善堂及自治研究社等社团共同宴请陈炯明与诸位粤军长官。除此之外，商人面对财政状况吃紧的军政府，也积极地筹款，与对桂系的态度明显不同，毕竟，粤军也算是“自家人”了。

　　军政府重建之后，遇到的第一个财政问题便是粤军积欠的军饷。据后来担任省财政厅长的廖仲恺言，粤军回粤途中几乎是一文军饷未发。因此各军都期待回粤之后 有饷可领，讵料回粤之后库空如洗，各军索饷急于星火，而且正值深秋时期，各军衣食俱缺，每日五六万的开销，让廖氏左支右绌，因而紧急函请总商会召集各商人 开会讨论筹款办法。

　　军队索饷无着，兵变是迟早的问题；一旦广州再陷兵燹，商人的处境一定更糟。因此，商人也不敢忽视这个问题。各商人代表对于借款一事大多表示赞成，特别是 商人对于廖仲恺颇为信任，加上商人认为“今之政府系吾等大家之政府，将来做成如何，吾等大家可以监督他(指政府)”。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有求于商人，对于 利息等问题皆“一听诸君意思”；而商人也很配合地宣布筹借100万元供政府抒困。不过商人也对政府还款的能力颇有质疑，尽管廖仲恺保证以每年800余万的 盐余收入还款，但商人也先对廖氏提出建言，认为宁可延长借期，也不可失信于民；进一步则要求，如果政府还款上有困难，商人是否可以将债款扣抵税款？廖氏对 此自然也是满口答应。最后商人与廖氏以每月1.5%的利率，借款给军政府，对于军政府而言，此款将是一笔足以转危为安的重要援助。

　　不过，商人答应得干脆，缴付却很缓慢。到了来年的1月，百万借款只缴付了30余万，财政厅只好派员向商人追缴。同时，由于接近旧历年关，各方面索款孔 急，政府再度邀集商会开会，劝借100万元，以救济年关。尽管商会之前已经答应百万元的借款，但是，目下商人的经济状况仍旧不好，根本无钱可借。究其原 因，主要是1920年下半年粤桂战事影响，加上此年雨量过多，致使丝造业大受影响，商业情况自然不会太好，因此商人缺钱缴付借款，恐非借口而已。

　　经财政厅一再催促，总商会在农历年前又续缴10余万元，与先前已缴的加起来共42万多元，但离100万的目标还是很远，因此，财政厅改以总商会名义向沙 面台湾银行贷款50万。但是台湾银行却以尚须请示总行为由而不置可否，眼看年关将近，财政厅采用指定的方式，要求某行某店限期内交出借款，甚至除夕夜也频 频催款，剩余将近60万的借款，仍旧无法收齐，财政厅只好再转向盐商借款。

　　财政厅一开口就是50万，但盐商称目前仅能凑足25万，原本希望余款可以向台湾银行借款，但与总商会的情况一样未果，因而转向省银行借款。去年李福林扣 盐事件，已经使盐商有所损失，现又必须要负担50万借款，盐商自然颇有微词，认为桂系政府借款之时还会允以利益交换，而现在的政府只以命令要挟。盐商认为 政府屡屡失信于民，借款只有一去不回的可能。由此可以看出，政商关系在粤军回粤不到一年之间，已经渐渐恶化了。

　　◎胡其瑞，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

　　本文有删节，标题和小标系编者所加，原文收入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近代广州研究》(第一辑)，敬请垂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