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从传统闺秀到现代女性的摇篮

　　神秘美丽的西关小姐，曾是上世纪初广州一道亮丽的风景。她们跟封建时代富家小姐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勇敢地“走出闺房”，在各种公共空间里，将她们的美丽在世人面前充分展现。

20世纪30年代广州的女学生合影。资料图片

作者：黄柏莉

　　传统教育难出现代女性

　　清末民初的广州城内，西关宝庆坊一带，宝丰、宝德当铺附近已出现私塾，馆内以布或木板分隔，教室被分为内外两层，内为女生座位，外为男生课室，可见当时 西关女子已有接受私塾教育的机会。据西关文化专家梁俨然回忆：“清末时期的一些西关小姐会在家中接受家学，即由父兄给女儿、小妹等传授文化，由于西关小姐 有充足的学习时间，闲来无事，很少出门，又无生活压力，可以系统地读书、学习，大多都是学有所成……她们‘往来论诗文，谈笑舒丽质，秀外慧中，相聚融 融’，自然成为西关小姐一族。”此处的“家学”，作为西关小姐接受的特殊的教育方式，反映的是当时社会文化封闭性、强调教育性别化的特点，女子尚无在外接 受教育的可能，家学的内容多限于《四书五经》等传统知识。邓圻同先生的大堂姐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他的老亲姐邓淑芳出生于1896年，他回忆说：

　　她(大堂姐)没有上过学校，但受家庭书香门第的影响，她从小懂得琴棋书画，并有一位家庭老师教她念《四书五经》……她是一个“不出闺门”的小脚小姐，她五岁缠足，辛亥革命才放脚，那时她已经有十几岁了，脱下缠足布后，脚形都还是很小。

　　她(老亲姐)很胆小怕事，但也有文化，性格内向，逆来顺受，当时家里有一个姓崔的家庭老师，和一个专为家人裁制衣服的针线妈以及两个保姆，崔老师教家姐文化，她是很喜欢读书的，对父母非常孝顺。

　　显然，在这种教育下培养出来的西关小姐，虽然个个都会琴棋书画、知书达礼，但并不具备现代的独立人格。她们接受文化更多是用来彰显风雅、衬托高贵身份或 出于自身爱好，并不具有健全人格与服务社会的现实目的。因此，清末民初的西关小姐大多恪守家规，温驯纯良，婚姻方面奉父母之命择配，日常生活也是三步不出 闺门。

　　新式学校全面素质教育

　　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新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下，社会风气日变，西关及附近区域一带建起许多女子中学，当时的真光中学与坤维中学都是女校，许多西关小姐就是在那里接受教育，在30年代，不少西关小姐还在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就读。

　　上世纪20年代初的真光学校，是当时广州知名的教会学校，最初是由美国长老会在真光书院的基础上创办而来。1912年，学校改名为私立真光女子中 学，1917年位于芳村白鹤洞的新校舍建成，新校命名为真光女子中学。正是这一时期，许多西关小姐开始入校接受新式教育。据史料记载，真光中学建立初，学 生每学期收费50港币，而到了1937年，则增至一个学期港币171元，成为当时中国学费最贵的私立中学之一。西关小姐的贵族化教育程度自可想见。由于学 校原为传教士开办，《圣经》曾长时期作为学校的必设课程，直至收回教育权后方改为选修。

　　除《圣经》以外，真光中学还将国文、英文、音乐、体育与家政作为其重点学科进行教授。尤为难得的是，学校对实务教育颇为重视，很强调对学生生活技能的培 养，使学生走出校门后不至于只会读书而缺乏生活技能。这在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上非常明显体现出来，如家政、经济等科目的开设。而且其家政科还根据不同的年 级开设不同的内容，如“烹饪、滋养料及饮食卫生之元素、婴童体育料理法、主妇之职务、治家及卫生法和个人及普通卫生”。将英文与国文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更多出自于教会学校独特的文化身份，但它同时也为塑造一个能体验现代文化的“新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对体育与音乐的重视，非常明显地表现了学校塑造现 代新女性的教育宗旨；家政等实务课程的大量开设，则表现了课程设计者对现代生活所需实操技巧的重视，而这些技巧恰能为一个在现代社会中人格精神皆独立的现 代女性所必备。

　　还以真光中学为例。该校早在20世纪初即率先在校内引入体育科，并兴建了完备的体育设施，除有一个运动场外，尚有网球场三个、排球场一个、篮球场一个、 垒球场一个。真光学生的体育成绩也非常突出。从1921年起，真光中学每年均派学生参加广东省运动会，并于1933年夺得全场冠军。

　　从西关小姐到职业女性

　　当时许多在新式学校接受教育的西关小姐们，由于接受了正式的职业技能的培训，并受到新思想的熏陶，许多人在毕业后便选择投身社会，成为新时代的职业女 性。西关的苏家三小姐曾就读于岭南大学预科，练就一口流利的英文，这使她毕业后能在沙面英商渣华船务公司谋职。邓圻同先生的夫人西关小姐张瑶倩，曾是广州 开米行张子正的千金，她就读于中山医学院护士学校，毕业后成为静脉注射专家，据说她常常被人开车接送去“给小孩打静脉，婴儿静脉细弱，在手上打不了时，她 在小儿头皮上找到静脉，一针便通”。而十二甫黄家的西关小姐们，虽然囿于家庭的封建压制而无法获取在外工作的机会，但她们仍然寻找到了另外一种成为职业新 女性的途径。据潘凝回忆：

　　我外婆和她的姐妹，后来就在家里办了广州本地最早的双语幼儿园，就是教小朋友英文、钢琴。虽然她们都是封建家庭长大的，但因为父亲思想很开明，家里的子 女都接受西方教育。我外婆就是在当时坤维中学学的英文。她们在自家花园里办起了一个叫“丛荫”的幼儿园，这可算是广州私立幼儿园的前身。带头的姑姑叫黄子 生，老师就是姑姑们，学生则以家里的孩子为主，也向外招生，加起来大概有几十个学生。我在这个幼儿园里学习了两三年，姑姑们教的东西比较西化，有风琴，钢 琴，只是当时自己年纪尚小，也仅是玩玩而已，并不能很深入地去学习，姑姑们还教我们英语，不过也只是限于最简单的ABC……虽然幼儿园也只是办了两三年， 但有一个姑姑从那时开始到后来一辈子都从事幼教工作。

　　对于十二甫黄家的西关小姐来说，在后花园开设的“丛荫”幼儿园，使她们能从封闭的家居生活中暂时逃离，她们既招收家中孩子，也招收别家的小孩，进行幼儿教育的尝试，以此来实现她们与外界的交流；同时这个空间也是她们摆脱既定身份，获得自我实现的一种途径。

　　(本文有删节，原文收录进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近代广州研究》(第一辑)，敬请垂注。)

　　◎黄柏莉，学者，现供职于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