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口中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社会变革是系统性的整体工程，相对于胡适纸上谈兵的文化教育及思想观念的软实力来说，更需要的应该是工商业界的财富创造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建设。

胡适

作者：张耀杰

　　1926年10月9日晚上，胡适在英国“大不列颠中国学生总联盟”年会发表英文演讲，认为15年前的辛亥革命，“在所有建设性的层面都是失败的”。在他看来，“我们推翻了满清，可是我们未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国；我们清除掉了那陈腐的寄生的权贵，可是，我们未能培养出现代的领袖来取代他们；我们打倒了旧的政治秩序，可是，我们未能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而且我们也未能控制住辛亥革命所释放出来的恶势力。总之，辛亥革命过了十五年了，我们未能把中国建成一个符合它的潜力的现代国家。”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关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胡适列举了至今依然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其一，没有耐心的外国评论者会遽下结论，说中国这个种族根本出了问题，中国这个国家太老、太退化了，因此无法从事政治再生的工作。其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则把罪过都推到帝国主义列强的身上，说它们是中国问题的主要来源。接下来，胡适给出了他自己的简单答案：辛亥革命失败了，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一个朝代灭亡了，表面上政体改变了，仅此而已。人们的观念和想法，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而那才是必须革命的所在。

　　为了支持自己的答案，胡适进一步论证说：作为一个有着光辉历史的大国，我们太骄矜自满了，因此，我们无法了解现代世界及其文明。我们从来就没有真心诚意地要现代化。因此，我们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去培养我们的青年去肩负起这个大业。我们现在已经落后日本五十年了，因为在心甘情愿地接受现代文明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落后五十年了。

　　作为例证，胡适阐述了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大致情况及其教育盲区：中国在半个世纪以前开始派遣留学生的时候，派的是非常年轻的孩子，因为它所想要的不过是让他们学会番语，以充当大官的翻译。后来开始派遣青年的时候，他们学的都是技术性的教育，亦即，要他们成为土木或机械工程师，矿冶、电力师，化学或物理技师。很少人学法律。几乎没有人学习哲学或文学。“到了1910年，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当我跟七十名庚款生留美的时候，大家都强力地建议我做一个铁路或矿冶的工程师。因此，甚至到了辛亥革命的前夕，我们仍然不知道西方世界除了技术知识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教给我们；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必须把青年男女培养成具有新思想、新文明的未来领袖。辛亥革命突然发生了。全世界都期待着我们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我们根本就是措手不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没有领袖，却到处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机会主义者。那只配当操练官的庸才，飞上了枝头当起督军来；那只受过文书和科级管理训练的人，受命出掌国政。辛亥革命之所以不成功，民国之所以流于空名，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这就是中国的悲剧。辛亥革命失败了，我再度强调，就是因为它根本不是法国革命意义下的革命。那所谓的革命，只是改了朝换了代。”

　　作为建设性的正面结论，胡适为中国社会开出了他自己的路径药方：

　　目前中国需要的就是一种新的革命。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彻底革命过的人生观。我们必须重新体认现代文明的精神价值及其潜力。我们必须把人类的精力从苟延残喘的痛苦挣扎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比较具有崇高价值的工作。那唯一能奏效之道，就是物质的进步。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新的政府的概念：政府不是个人权力的工具，而是为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工具。我们必须真正体认到科学是获得真理的唯一法门，是能让人的心灵与精神解放的唯一力量。我们必须要把观念与信念理性化。我们必须要把制度人性化、社会化。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摆脱夜郎自大的心理。我们必须真心地、认真地对现状表示不满。我们必须对所要创造的新秩序抱有信心。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新的哲学、新的文学来宣导这个新的信念。没有这种根本的改革，辛亥革命就将永远是失败的。而且，永远就不会有真正的新中国出现。同学们！我们的责任是为这个新的革命而奉献、去把它实现。上一个世代的人失败了，新的领袖还没有出现。难道我们要效法一千年前的唐明皇每夜焚香祷告，乞求苍天早生圣人以拯救中国吗？还是让我们自己奋起，承担起领袖的责任呢？！

　　纸上谈兵的路径盲区

　　这篇演讲的底稿，保存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胡适档案”中，美国华人学者江勇振，在新近出版的《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午，1917-1927”里面，全文翻译了这份演讲稿。上述文字就是抄录引用自江勇振的这部新书。按照江勇振的介绍，1926年11月9日，胡适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演讲《中国的文艺复兴》时，再一次论证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民国失败了。可是这不是因为现代中国失败了———现代中国根本就还没有到来呢！———而是因为所有的改变都是表面的，几乎完全没有触及根本的政治改革。我们没有现代的领袖，从来就不曾彻底地承认缺点，从来就没认识到(西方)新文明在精神上的潜力。所有当时的改革都只是必要之恶，而且从来就不是由受过现代训练的人主导的。如果我们去审视这五十年来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物，他们没有一个受过一丁点儿现代的教育，他们没有一个有资格治理一个现代的国家。用宪政的方式来治理现代的国家，需要现代的教育。”

　　胡适所说的“没有一个受过一丁点儿现代的教育，……没有一个有资格治理一个现代的国家”的“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物”；既包括清朝末年的朝廷大员，也包括袁世凯的北洋军阀和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汤化龙、唐绍仪之类立宪派人士，同时还包括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宋教仁、胡汉民、陈其美、陈炯明等革命党人士。胡适说这些人“没有一个受过一丁点儿现代的教育”，显然是过度夸张的不实之辞；说他们“没有一个有资格治理一个现代的国家”，也只能在权为民所赋的民主授权和权由法所定的宪政限权的意义上，才能够真正成立。

　　行文至此，笔者最大的疑问是：当年的胡适是一名已经在北京大学任教八年的名牌教授，而且是中国大陆文化思想界一名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那么，胡适自己和他所在的北京大学，对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尤其是改变国人的思想观念进而培养未来领袖的教育改革的失败方面，难道不应该承担一份领袖责任么？社会变革是系统性的整体工程，相对于纸上谈兵的文化教育及思想观念的软实力来说，更加需要的应该是工商业界的财富创造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建设。从胡适纸上谈兵的上述演讲中，是注定找不到一种切实可行并且行之有效的改革路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