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进化史:在中国如何变成反角

　　“特务”这个本来中性的词语，随着国共斗争一步步沦落为贬义词。特务最终在人们心目中定格为——惨白的底光打在脸上的反面角色。

电影《羊城暗哨》中的国民党特务形象。

作者：王戡

　　“特务”是个舶来词汇，由日本传入，一开始它是中性词，无褒贬之分。最初，这个词只是“特殊任务”的意思，如上世纪中国军队中担任警戒护卫任务的精锐部队通常成为“特务连”、“特务团”。“红色娘子军”的正式番号，便是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2师女子军特务连。

　　但在长期的国共斗争史中，特务逐渐演变成了反角，他们擅长阴谋诡计，暗杀投毒无所不能，对共产党、民主进步人士凶残狠毒。

　　托民国谍战题材影视剧长盛不衰的福，“军统”、“中统”两个特务机构已是尽人皆知。屏幕上的故事足够热闹，也足够虚幻，但大都只将特务最“无法无天”的一面无限放大，却永远不会告诉你前因后果、个中现实。

　　最初的国民党“特务”就是一群帮会流氓。

　　在国民党北伐乃至定鼎南京初期，“特务”还没有实体，秘密活动要依靠帮会组织。只要对上暗语、切口，便能在人员分布上至军政大员、下及贩夫走卒的帮会体系中打开一扇大门，刺探幕后的真相，动员隐蔽的力量。

　　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便是运用帮会的著名案例。当时，上海方面由中共控制的工会力量强大，并拥有武装工人纠察队数千之众，自然不肯引颈待戮。国共双方在城中交火，又难免玉石俱焚。

　　蒋介石的策略是避开正面对抗，由其特务处长、青帮“悟”字辈弟子杨虎，联络沪上青帮大佬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为其效劳。4月12日当天，三人派出麾下小弟伪装成工会会员，戴着工字袖标成群结伙地冲击工人纠察队驻地，肆无忌惮打砸抢烧、开枪伤人。接着军队便以调解为名，将双方全部缴械，并将事件宣布为工人械斗。事前一天，更是由杜月笙亲自下贴，以碰面商谈要事的名义，将工人纠察队领导汪寿华请到家中，乱拳打昏之后塞进麻袋活埋，造成工人纠察队群龙无首、束手就擒。

　　此时，实体的“特务”工作都要由帮会代劳，名词上的“特务”更谈不上褒贬。“四·一二”后，中共紧急成立的决策机构叫做“上海特务委员会”——共产党也有特务。

　　军统和中统都是苏联人的学生。

　　日本军队的情报机构以“特务机关”为官方称呼，在侵华的背景下，“特务”自然而然迅速贬义化。在此背景下，国共两党的情报机构也改以“隐蔽战线”、“地下工作者”自诩，将“特务”变成了称呼对方的专有名词。

　　其实，国共两党的情报机构师出同门，都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学生。苏联为中共培训人员，组建“特科”执行秘密工作；国民党则通过中共叛徒编写教材、担任教员，学习苏联的秘密工作方法。

　　中统头子徐恩曾承认：“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封闭得很严密，在我担任这个工作最初一年之间，从各方面摸索，始终找不到门径。忽然来了一个机会，使我能从此敲开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大门。”

　　这个机会就是顾顺章事件。1931年4月24日中午，叛变的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尤崇新，在江汉关轮渡码头附近，指认了一条大鱼——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

　　后面的故事已经有过很多书籍报刊介绍，此处不再赘述，因中共潜伏特务钱壮飞的情报，调查科在随后的大搜捕中没有抓到一个高级干部。

　　顾顺章并未因此失去价值，他又通过监狱指认、街头搜捕等方式抓住了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蔡和森，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

　　顾顺章的叛变是国共秘密战争中，国民党第一次大胜，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虚心求教，让顾顺章办训练班，培养国方特务。顾顺章殚精竭虑，利用他在苏联所学以及实际运用中的经验，编写了一系列讲义集结成《特务丛书》，后又写了《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际》、《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工作》等书，成为了国方秘密战的圣经。他也为国方特务机关培养出了大批特务。

　　不仅中统，连军统首脑戴笠都将顾顺章借来教授技术、培训学员，并刻意加以笼络。当徐恩曾发现顾顺章有彻底脱离中统加入军统的迹象后，立即找借口将其枪杀。

　　曾经破获苏联红军情报组织。

　　与中统相比，同时期的军统更像一伙笨拙的打手，虽然也吸收了一批中共叛徒、破坏了一些中共地下组织，却始终未能取得像样的“成绩”。暗杀史量才、杨杏佛等行动闹得满城风雨，即使在国民党政权内部，得到的也多是负面评价。在中统抓捕顾顺章4年之后，军统终于干了一票大案。

　　故事与顾顺章事件如出一辙，同样是武汉，只是主角变成了军统：中共地下党员关兆南招供了一批地下党员，其中有一人的身份十分特殊：他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上海站负责人的交通员。

　　这位上海站负责人化名约瑟夫·华尔登，是立陶宛籍的苏联红军上校，于1933年接替前往日本的著名间谍佐尔格负责上海站业务。在中共的支持下，华尔登将其情报网络扩充100余人，遍布中国各大城市，连山西省主席赵戴文的儿子、天津市市长张学铭(张学良胞弟)的秘书都是其下线情报员。

　　由于交通员的出卖，华尔登于1935年5月5日在法租界福煦路被军统特务和租界警察逮捕，并被迅速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接受审讯。华尔登展现出极高的情报职业素养，对自己的国籍、姓名、家庭情况及一切与案件相关的情况的询问都报之以沉默，让军统人员无可奈何。沪上报界因此称之为“怪西人”案。

　　但是，外围交通员的叛变仍然给华尔登的情报系统以毁灭性的打击，他的下线情报员袁殊等人先后叛变，驻上海、北平等处的情报人员纷纷逃回苏联。

　　此时，国民政府正在进行抗战准备，与苏联的秘密外交也在积极开展。因此，逮捕苏联特工的消息没有被进一步宣扬。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尔登被释放返回苏联。相传，释放华尔登是苏联答应蒋经国回国的条件之一。

　　军警宪特在各个领域的扩张。

　　在与中共的斗争中，国民党特务无奈地发现，对他们制约最大的，竟然是国民政府的政治司法体系。中统高级特务张国栋回忆，“特务对于革命人士的逮捕，一般都采取秘密的方式进行，本来是用不着公开审讯的，但有时又不能不由法院进行公开的处理。”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便超过了特务机构的控制，常常使到手的“鸭子”飞了。尤其是一些好不容易抓住把柄逮捕的“有声望有地位的进步人士”，在法庭上被判无罪，因为新闻媒体的关注而不敢再度下手。

　　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开始各尽所能，向其他领域扩张势力。于是，中统向司法界进行钻营，自我定位为“模仿美国总检察长与联邦调查局的配合”，派出特务进入司法部法官训练所受训，毕业后出任各级法院检察官(根据民国司法体制，检察署设于本级法院内，但独立办理业务)，尤其是专门针对进步人士、中共党员的特种刑事法庭检察官。又通过掌握内政部关押被判刑中共人员的机构“反省院”的人事任免权，将这个机构抓在了自己手里。虽然特务还不能染指司法审判，却采取控诉、执行两头堵的方式最大程度确保“工作成果”。

　　军统则染指警察这一国家暴力工具，以夺取浙江警察学校的控制权为开端，培训干部进入各地公安局担任局长、督察长、侦缉大队长等重要职务，为军统特务在各地的逮捕、暗杀工作提供合法身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立即以军统人员渗透进原属四川军阀刘湘管辖的地方警察系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唐毅主动向戴笠输诚，曾在上海活跃的军统特务沈醉便被调任重庆市公安局侦缉大队大队长。

　　通过学习苏联经验，国民党特务机关无意中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最有效率的工具，得到蒋介石的分外重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军统以其人员、资源的优势，承担了许多正面作战之外的秘密任务，包括刺杀汪精卫等汉奸首脑、组织“忠义救国军”开展敌后游击战、对日本电讯密码实施破译、防止管制物资走私乃至与美国、英国、苏联开展情报合作。

　　潜伏与暗杀并不如影视剧中精彩。

　　潜伏是一件漫长、低效却困难重重的工作。尤其是面对中共严密的党组织，国民党特务更显得无可奈何。在上海、武汉等城市，他们还曾通过派遣特务佯装进步人士，打入中共外围机关，或未被中共发现的叛徒主动联系地下组织的短期方式实施潜伏。中共中央向江西苏区转移之后，这类事情便再无成效。

　　抗日战争期间，国方特务曾经训练青年以进步学生的名义前往延安，试图建立潜伏组织甚至谍报电台，但多番尝试都是血本无归。军统的“汉中特训班”算是最成功的，学员曾经打入边区部分组织，但在中共保卫机构的严密审查下纷纷曝光被捕。据日后发现的国方档案，仍有部分潜伏特务进入了休眠状态，是否传出过有价值的情报已不得而知。

　　相比之下，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活动尤其是对汪伪政府官员的制裁，显得更加成功一些。军统在这方面更有得天独厚的的优势，早在1933年长城抗战的时候，就在北平六国饭店刺杀了有投日行为的下野军阀张敬尧。抗战爆发之后，军统河内刺杀汪精卫虽然失败，但此后坚持不懈，先后干掉伪军政部长周凤歧、伪外交部长陈箓、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等人。

　　除了刺汪之外，大部分暗杀是通过收买汉奸身边的厨师、警卫、仆人来实施。1939年12月，军统掌握了汪伪特务头子喜欢齐聚上海百乐门舞厅跳舞的行动规律，通过收买舞厅侍应生领班、特务头子身边警卫，在一个月之内接连杀掉了汪伪特工总部厅长何天风、处长陈明楚、潘达、钱人龙等人，使汪伪政权人人自危。

　　中统在这方面的斩获不多，最著名的是一起失败的行动——沪上名媛郑苹如诱杀汪伪特工总部“76号”首脑丁默邨，此事成了张爱玲小说及李安电影《色·戒》的原型。

　　特务不会消亡，只会慢慢变化。

　　除了军统、中统之外，国民党政权中还存在宪兵的“特高科”、陈诚的“调查系”等其他特务机构，所谓“军警宪特”就是所有反人民的特务机关总称。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准备由“训政”阶段进入“宪政”阶段，召集国民大会通过宪法、选举总统。这种情况下，规模庞大的特务组织显得不合时宜、尾大不掉。于是，“中统”被改组为“中央党部党员通讯局”，之后又变化为“内政部调查局”，规模更加庞大的军统在戴笠因空难离世后也被肢解，主体变为“国防部保密局”，警察、武装部分各自独立，不再像之前那般联系紧密。

　　有的时候，脏活也不全是军统、中统所为，1945年的云南昆明“一二·一” 惨案，在西南联大校园内造成4人死亡、29人负伤，背后主其事者是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和代理省主席李宗黄。1946年六七月间，西南联大教授李公朴、闻一多接连遇刺，则是继任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的“杰作”，这件事连军统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当时军统首脑毛人凤还以为是中统制造的事端，了解情况之后大骂霍揆彰是“替(蒋)主席帮倒忙”。

　　关麟征、霍揆彰因此先后丢掉了总司令的位置。但是社会舆论对此类事件并不松口，常抓住被处决的凶手是否被掉包等事件猛追不放。

　　1947年6月，武汉市军警宪特人员联合搜查武汉大学，搜捕组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的中共地下党员，与学生冲突中开了枪，造成3人死亡。国民政府追究责任，不仅武汉警备司令彭善等一批官员被撤职，被指与开枪直接相关的中统特务胡孝扬甚至畏罪投江自杀。当然，认为胡孝扬是伪造自杀以逃避罪责的说法，也有一定的市场。

　　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国民党特务进入了另一种角色。多少个寒冷的夜晚，大批民兵和群众举着火把“抓空投特务”成了很多共和国同龄人难以磨灭的回忆。“特务”也最终定格为电影中狡诈、凶残，通常被打上惨白的底光示人的反面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