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原兵变：一场房产税逼出来的“革命”

　　借商引发的罢市尚在眼前，即征收如此高昂的房屋税，犹如饮鸩止渴。间架税并没有缓解帝国财政的窘迫。当城内一片哗然之时，驻扎在长安城外的泾原军因得不到赏赐，哗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唐德宗李适

作者：九段

　　公元784年正月，新年刚过，唐德宗李适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五位下“罪己诏”的皇帝。他的这份认错诏书可能是其中最沉痛的：“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上累于祖宗，下负于黎庶。痛心腼面，罪实在予。”

　　就在两个月前，本来调来平叛的泾原军，因不满待遇发生了哗变冲进长安。德宗皇帝仓皇出逃，被一路追杀到奉天城。四面楚歌中，李适改元“兴元”，并不顾大臣们的苦谏颁行了《罪己大赦诏》。

　　在这份独特的诏书里，他除了历数自己罪状之外，还赦免了反叛的“四王二帝”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并承认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所致。自此之后，唐朝的皇帝再也无力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直至覆灭。

　　泾原军之所以哗变成功，与他们掌握了适当时机有关。据史书记载，哗变的五千泾原军在冲入长安城时，一边“争入府库，运金帛，极力而止”，一边在大街上高喊：“不夺汝商户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除陌矣！”随后，哗变士兵拥立朱泚为帝，国号秦，年号应天。

　　“不夺汝商户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除陌矣！”这奇特的口号，居然成了叛军安抚民众表示自己合法性的理由。这其中的缘由，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唐德宗实行“借商”、物业税政策引发社会动荡。

　　唐德宗李适应该算是个幸运儿。即位之时，安史之乱已经平定，他有着中兴大唐成为一代英主的机会。登基之初，李适决意重振朝纲扫清藩镇。要扫清藩镇，须先发展经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他听从宰相杨炎的建议，改革“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度，开始实行两税法。

　　在此之前，唐帝国沿袭着前朝的租庸调制，其实行的根本是对辖下人口丁员的详细统计。在当时的条件下，统计难度大且极繁琐，成本高昂。而当时各地方还加收各种税收项目，如运输所需的脚费、损耗。此外，还有地税和户税及商税、矿税、酒税等多种与租庸调并行的税收。

　　其税种之多、复杂程度之高、计入之难，超乎今人可想象范围。这也是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建立户籍制度国家的主因。

　　两税法实行之后，所有税收都并入其中，改行统一按每户的实有田亩和资产征税。改革大大简化了税收程序，从而降低了征收成本。更重要的是，两税法的实行，使中国的百姓第一次有了迁徙的自由，也有了土地买卖的自由。这在历史上无疑是一次进步。

　　两税法的实施，也许会成为帝国中兴的契机。但是，唐帝国的两税制在实行之始，有着设计上的缺陷，这都是基于帝国政府只求简化自身操作上的困难，而把矛盾推向民众的思维。而且，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叛乱，打乱了李适的计划，使他不得不提前开始武力削藩。一时间，群雄并起，战火不息。

　　当时，两税刚刚实施，安史之乱造成的破坏尚未完全恢复，朝廷负担不起每月高达一百多万贯的维稳经费。李适下出第一步昏招——听从度支判官赵赞的建议“借商”。即规定财产高于一万贯的商人，只准留一万贯作为经营产业之用，其余的一律借给朝廷充作军费。待朝廷讨贼成功后归还。

　　于是，首都长安的公安局局长韦祯(京兆少尹)亲自督阵，长安城管队长薛萃(长安尉)亲自驾车，每天一路搜刮财货，不亦乐乎。一旦怀疑对方没有如实申报财产，当场大棒伺候。所有富户的田宅一律封存估价，奴婢尽数抓走出售。这样一场混乱之后，却只筹到八十八万贯，那些热衷于执行政策的官员们，口袋却全都鼓了起来。终于，横征暴敛与赤裸裸的掠夺，酿成了长安罢市商人上街请愿的“群体事件”。

　　但是，这依然无法满足“维稳”军费之用，而两税法此时尚未见效，只能再开税种。于是，赵赞又想出一条妙计——税间架、算除陌。实际就是房产税与交易印花税。

　　旧唐书记载：“凡屋两架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每间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所由吏秉笔执筹，入人第舍而计之。凡没一间，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主人牙子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子者，验其私簿，投状自其有私簿投状。其有隐钱百，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钱十千，出于其家。”

　　借商引发的罢市尚在眼前，即征收如此高昂的房屋税，犹如饮鸩止渴。旧唐书称：“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百不得半，怨黩之声，嚣然满于天下。”果然，间架税并没有缓解帝国财政的窘迫。当城内一片哗然之时，驻扎在长安城外的泾原军因得不到赏赐，哗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是中国人首次保护个人权利与财产的抗争。

　　纵观中国历史，其实各时期的农业税率并不高。虽然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次数非常多，但由税负引起直接导致王朝覆灭的并不多。因此，除了朝代末期的制度性失控，各时期的帝国政府对土地的管控以及税赋征收也异常小心谨慎。德宗朝这几起事件，可以说是中国人第一次因为保护个人权利与财产进行的抗争，有着标志性意义。

　　与欧洲不同，中国商人一直被视为贱民。在皇帝们的眼中，商人不仅富可敌国，而且“引贾四方，莫可踪迹”，是富裕的流民，难以控制。借商等事件正是这种思路的延续，趁机对商人打压，既可解决朝廷资金的短缺，又可压制商人们对自由、创新以及契约精神的本能。

　　而在欧洲，也正是商人们一步步将君主的特权赎买了过来，帮助欧洲完成了现代化的第一次转型，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也融入了欧洲人的血脉之中。随之而来的，是对个人权利与财产的尊重。

　　但在中国，皇帝的权威往往使一己之私成为国家的利益，朝代的更替更使“皇帝们”意识到，任何人都可能对他们的统治发起挑战。恐惧使他们采取最保守最残酷的方式来统治。防民富防民主防民享，于是，中国人本来富有的创造力被一点点扼杀。在两千余年的帝国史中，像德宗朝这样保卫个人权利与财产的火花仅一闪而逝，待它再一次闪现之时，已是八百多年以后了。